2024年1月11日，英国《自然》杂志（Nature）刊发中外科学家的合作研究成果，首次揭示巨猿绝灭之谜。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王伟为文章共同通讯作者。
早在2019年，王伟教授团队就与哥本哈根大学的科研团队合作，首次在距今193万年的巨猿牙齿化石中成功提取遗传信息，将古蛋白质组学研究方法引入到了早期人类和猿类的演化关系的研究中。研究成果在Nature期刊报道之后，引起学术界的巨大关注。国际权威学者认为，这项研究为了解早期人类的起源、演化打开了一扇窗户。此后几年，王伟团队对于巨猿的探索并未就此止步，此次揭开巨猿绝灭之谜是他们取得的又一项突破性研究进展。
步氏巨猿生活场景复原图（Garcia / Joannes-Boyau 绘制）
步氏巨猿，是200多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南方的一种巨型灵长类动物，其身高可达3米，体重250千克，曾是地球上最大的猿类，在距今200万年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漫步在从重庆巫山至海南岛的大片区域。
这个“大个子”人类远亲为何会消失？又是何时绝灭的？我们知之甚少。有关巨猿的起源与演化之谜，长久以来令古人类学家着迷，探索巨猿消失的原因已成为这门学科研究者的梦想。
自2015年起，由来自中国、澳大利亚、美国、德国、西班牙、南非的18家科研机构的20位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调查了数百处洞穴化石地点，全方位地展现了步氏巨猿绝灭的前因后果。
“通过对巨猿这种绝灭物种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对发生在地质历史时期的演化事件的认知更为丰富和完整，这都是我们研究人类演化这个大课题需要探究的问题。”
王伟是参与这项研究的专家团队的主要成员之一，他长期从事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研究工作，尤其关注第四纪以来的人类活动、动物演化、环境演变等科学问题。
王伟教授和澳大利亚南十字星大学Renaud Joannes-Boyau博士在寻找巨猿绝灭的线索
“我对第四纪时期研究工作的兴趣源于我刚刚从业不久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让我确定了之后几十年的研究方向，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
2001年，“百色旧石器挑战‘莫氏线’理论”为人类起源研究再添新证，被评为“2000年度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这场对“莫氏线”发起的挑战便是王伟所说的“转折点”。
从挑战“莫氏线”到探秘巨猿：坚守一份永远的事业
1988年，大学毕业的王伟进入广西自然博物馆工作。三年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老师领导的中美联合研究小组向他发起了“去百色研究旧石器”的邀约，“当时一腔热血想去做科研”的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研究团队。
1997年王伟考察柳江人洞穴
在旧石器考古界，长期存在一个将东西方早期文化分开的“莫氏线”理论。上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莫维士在东亚和东南亚考察后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文化主要以制作简单的砍砸器为主，而在同一时期的非洲、欧洲以及西亚地区，有大量制作精美的手斧。由此，莫维士在欧亚大陆的中部划了一条著名的“莫氏线”，界线西边为先进的“手斧文化圈”，东边为落后的“砍砸器文化圈”。东亚和东南亚被莫维士贬低成为一个文化上“保守的、滞后的边缘地区”。“虽然我们一直想反驳他，但是苦于没有证据。”
直到百色盆地手斧化石被发现。
王伟教授向记者介绍手斧化石
“我们在百色盆地找到了代表旧石器时代先进工艺的手斧，但要挑战‘莫氏线’理论，过程很漫长。”
“为了提供坚实的考古学证据，我们在百色盆地花了十年的时间进行调查和发掘，足迹遍布800平方公里的百色盆地的各个角落。”2000年，百色盆地旧石器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Science发表，在百色盆地发现的手斧化石的照片则被作为当期刊物的彩色封面。“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大众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个发现被认为是东亚迄今年代最精确的古人类遗址，挑战了‘莫氏线’理论。”但也有不少学者对百色旧石器的年代和手斧的地层层位提出质疑。2005年，王伟团队在百色盆地继续寻找证据，终于在地层中发掘出土了和手斧同一层位的玻璃陨石，用科学证据回应了国际学术界的质疑。
“从那以后，我就非常关注第四纪以来的科学问题”。这对王伟来说是一个转折，也被他称作为一种幸运：“很幸运能从工作没几年就开始研究这个专业领域，一直做到现在，从一种好奇和兴趣发展成为我一辈子离不开的事业。”
从博物馆到高校：挚爱，让脚步永不停歇
自从大学毕业后，王伟先后在广西自然博物馆、民族博物馆工作了近30年，直到2018年，他选择来到山东大学，成为文化遗产研究院的特聘教授。
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来到高校时，王伟说：“在之前的博物馆工作我当然也很开心，我们的研究做得很好，团队的整体素质都很高，博物馆也出资培养了很多人才。但是，岁月不饶人。”
年轻时的王伟精力旺盛，可以“一心二用”，在担任博物馆馆长的同时，他还可以留出50%以上的时间来做科研，“甚至每年我能保证3个月到5个月的时间在野外科考”。
王伟教授在广西田东么会洞发掘
直到2016年，王伟在昆士兰大学为期一年的访问结束，回来之后，需要在博物馆处理的事务变得越来越繁重。“以前我还可以一心二用，但现在不行了，我觉得自己的精力在走下坡路”，繁杂的事务让王伟有些抽不开身去继续他最爱的科研了。
在王伟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广西民族博物馆一路成为了国家一级博物馆，收获了“第四届全国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入选了教育部第一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名单……“我感觉是时候可以换一个环境了，一方面是希望能更加专心地做科研，另一方面，我也想多培养一些学生，把我的所学传授给他们，用我这些年的阅历带着他们一起探索、一起研究，团队的力量能让我们一起做更多的事。所以那几年我就开始向往高校了。”
来到山东大学后，王伟形容他的生活“就是梦想一样的存在”，每天都特别充实快乐，不是在研究科学问题，就是在与学生或者团队里的同事交流，可以一整天都专心于科研。
王伟教授与美澳古人类-年代学-古环境专家考察布兵盆地洞穴遗址
“一个人最有创造力的时候就在博士阶段，一定要抓住这段时间”，这是王伟在读博时，他的导师殷鸿福院士曾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当时的王伟并不理解，只觉得自己还年轻，但现在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王伟越发体会到老师话语的深意。“一定要珍惜博士阶段的时光，这一般是人的一生中最具创造力、最有灵感、思维最敏锐和精力最旺盛的时候，要好好利用这几年的时间来思考、解决一些科学问题，为自己未来的学术道路做好充分的准备。”如今，这番话也成了王伟对自己的博士生必不可少的叮咛。
科研和教学工作之余，王伟也非常重视面向公众的科学普及。闲暇时间，他喜欢在学校开设讲座，为孩子们讲解化石、人类起源的故事。“能启发人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在文化上对人们的影响可能会比科技本身更加深远。希望能通过科普的方式在孩子们心中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期待它们能够生根发芽。”
王伟教授和学生在人类演化实验室交流
现如今的王伟，奔走在实验室和考古挖掘现场，带领着他的团队和学生，躬身于早期人类起源的研究，用支离破碎的线索拼凑出人类演化的故事，去“补写”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过去，重塑那一段段不为人知而又跌宕起伏的历史。“我们距离真正揭开人类起源的秘密太远了，需要一代代人慢慢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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