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就是单单从这个名字上看，也很有心意的。坐在“青岛大学”（成立两年后，又改为“山东大学”了）教室的位子上，一歪头，就可以从红楼的红瓦和绿树的绿叶间看到海；从石头楼的寝室里，午夜醒来，就可以听到海；从潮润的风里，从早晚的烟雾里，从鸥鸟的翅膀上，随时可以感觉到海的存在。

第二宿舍背着一座小山，山上有废了的炮垒，是当年德国人留在这里的，山与宿舍中间有一条黄土大道，它可以领着你到“第一公园”去看樱花，到“汇泉”浴场去洗海水澡。在这条大路的右首有一方红楼，一个大院子，—多先生就在这座红楼里住过。

出了挂着“青岛大学”牌子的校门，有一条大路直通到海滨去，晚上八九点钟，“海滨公园”的柏油路上，已经静悄悄的了，从这里望过去，只看见微风吹动着路旁的绿树，再就是路灯有点寂寞的亮着。有一个人，或是两个人，坐在长凳子上听海涛，望着“小青岛”上那一明一暗的灯塔。“青岛大学”大门对面的“大学路”上，一座又一座的洋楼排在那里，其中有一方红楼，和校门斜对着，一九三〇年左右，一多先生和他的一家就住在这座红楼里边。

一多先生是很爱海的，在《死水》的第一篇诗上，他写着：“我爱青松和大海”；

一多先生是很爱海的，记得第一堂作文，他绘我们出了一个题目：“海”。

一多先生是很爱海的，但我们很少在海滨碰到他，他常常在教室里，在文学院办公室里，作为他的学生，他的朋友，他的助手的陈梦家常常陪他在一起；下课或办公以后，他便常常带着他那蓬乱的头发，那身长衫，曳着一根手杖匆匆回到他的书房去了，那里也是一个海——精神的海。

青岛虽然像诗一样，但是青岛时代（一九三O到一九三二年）的一多先生却没有诗。这没育，也不是绝对的，在这个时期的《诗刊》上，就刊出了一多先生的一篇长行《奇迹》，写的仿佛是抽象的爱情，记得起句是：

“我不要火齐的红，或半夜桃花潭底的黑。”

而以：“带着一个圆光的你！“结了尾。

记得徐志摩在编后里特别提出了这首诗，说是一多先生久已不鸣了，一鸣就很惊人的！ 《死水》之后，一多先生没有再出过诗集，这篇长诗也就在这个渺茫的人间流落了。

一多先生为什么没有诗呢？

我看，可以从下面三点上去找出原因来：

这个时期，一多先生对于诗的成就和要求都是很高的。这个要求，特别在艺术的水准上，但这不是说一多先生对于内容的意义一点也不管，他要“严肃”，这当然是对人生说的，可是这“严肃”又缺乏了具体的内涵。因为他要求过高，对于别人的东西就不大容易首肯。

一多先生这个态度，并不是对别人作品一律看不起的自我夸大，对于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样的。我在他面前提起《红蠋》，他马上显得不安起来，仿佛有一片红云从他的瘦脸上掠过去了。

对于过去作品的追悔，增加了他写作的谨慎。可是，在“谨慎”严格的监督下，新的作品便难产了。《死水》在当时，无论如何是有了很高评价和影响的。一多先生自己也显然很爱他的这一本诗。这是一集精心的结构，无论在意义的严肃上，形式格律的创造上，以至于订装和图案的设计上。对于别人和一多先生个人，《死水》是一个高峰，怎样爬得更高些，而这个高峰又在其下呢？

显然，一多先生在“沉默”了。

还有，一些社会偏见也多多少少杀死了，至少是冰结了一多先生诗创作的兴头。在我跟着一多先生的那些日子里，总是劝说他，鼓励他，挑逗他的诗兴，他常是怅惘而又带点凄然的味道说：“已经有你们写了，我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了。”这话虽然很简单，但我觉得它含着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出来，只是在听了一多先生的话以后，心里起了一种凄然的感觉。“七七”事变头两天我到“清华园”里去看他，虽然是一别六年了，见了面我还没有忘记点燃他的诗情。当然，这已经无望了，他这时候从古诗的研究又钻到古文字和神话里去了。看到他那满架满桌的线装书，我就气短了。这时候，除了“一两个朋友的诗”以外，他简直和新诗绝缘了。当我很贸然也很勇敢地劝他再写诗的时候，他说了使我惊异的话：

“还写什么诗！‘新月派’，‘新月派’给你把‘帽子’一戴，什么也就不值一看了”。

到这时，我才恍然于一多先生的不写诗还有这样一个苦衷在里边，我一恍然之后，跟着就来个凄然。

当然啰，一多先生新诗的绝产，最重要，最基本的，还是应归结到他的生活上去。他爱海，他住在海滨上，但他并不去看海；他住在红楼上，大院子里，但他并不去看庭院的花花草草，一间书房，几架子书，这才是他的生活和生命，这才是他的一切，也可以作为一切的说明。诗是离不开生活的，在生活萎缩的时候，诗，它也萎缩了。《死水》之所以成为一件经得起磨炼的艺术品，并不全在乎多种形式的试探，和“豆腐干”式（这是当时一般人给一多先生的诗型特别制造的一个名词）的严格，而是源于《死水》里另外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一个诗人对于祖国的热爱，由于热爱而失望，由于失望而顿足捶胸；对于国外洗衣服的同胞同情，对于卖樱桃“老头儿”的怜悯，对于“天安门”外学生遭遇的不平，对于“一湾死水”未来的想法(“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变成什么世界！”)，保证《死水》价值的是这一些，是诗人一多先生对生活的爱与憎，对祖国期望焦灼的一颗血淋淋的心！他太爱自己的国家了，因为他在外国有太多痛苦的经受；他太爱自己的同脑了，因为他自始至终就是一个“有火气”，有热情，有正义感的人民同情者。这一点，并没有能够使他见谅，反被加上这样派，那样派的头衔，起初一多先生虽然没有讲到这一点，我猜出他的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可是，我们也该给社会人们的观感以原谅，一多先生那时候的“朋友圈子”，和“文艺圈子”，使人们从这方面想的可能性太大了。其实，我很清楚。一多先生对于胡适和徐志摩，就对我说了很多话，也可以说是发了很多牢骚。一多先生对于《新月》月刊的态度和徐志摩生活态度，始终是：严肃，认真，刻苦，努力去追求的。但是，当个人生活不能够和时代沟通，不能够和多数人连结的时候，思想便成了没有血肉的东西，热情也只有落空了。何况，一多先生生活过来的时代是多么轰轰烈烈和一多先生同时代的文艺巨人又是如何地随着时代改变了自己，站在人民的前头举起了文艺大旗——这是事实，直到一多先生临牺牲前二三年，才追认了的，这追认是多么勇敢，多么雄壮，多么悲痛，多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

在动荡的大时代里，一多先生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在整个中急剧蜕变的时候，一多先生在唱着：“秩序不在我的范围以内”(《闻一多先生书桌》，见《死水》末篇结句)虽然一多先生要的不是“咫尺之内的和平”，到底四堵墙壁把他和世界隔绝了。因而，在他的思想失掉了具体内容的时候，他的人也就成了找不到出口的一座火山，因而，他也就没有诗了。

海滨时代的一多先生虽然没有诗，但却没有脱离开诗。他是包围在诗的气氛里的。他在研究杜甫，日以继夜的工作着，“目不窥园”地工作着。他给我们讲唐诗，讲英诗。除了杜甫，他对孟郊很推崇；从这里可以看出一多先生对诗和对生活的态度来。他给我们讲雪莱，讲拜伦，讲济慈，讲斯华德，讲柯勒滋和白朗宁，对于最后两位，特别是白朗宁，他仿佛有着更多喜爱似的。关于克普林，一多先生没有给我们讲过，但他有他的一部大诗集，他也许喜欢他，或者喜欢过他？这本书我借来了，后来就一直放在我手头上。一九三二年暑假，我试译了朗斐罗的一篇不短的诗，连原文也并抄了附在信里寄给一多先生，他回信说：“你这么用功连原文都抄来了，很使我感动，如果你早告诉我，我一定劝你不要译了”。这个表示很明白，一多先生对这首诗，或对这个诗人没有兴趣。

在“名著选读”的讲义上，选了一篇阮大铖的诗，一多先生对这篇诗似乎颇有好感，这使我有点惊异。至今我还记得他讲到“始悟夜来身，宿此千峰上”的那兴致盎然的样子。

他也给我们讲龚定庵的诗，但不是那“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颖豪壮的作品，而是“惟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的壮志消磨，专伺眼波的爱情诗。从他个人对诗的爱好与编选标准上，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思想情况和艺术观点来。

一多先生很爱才，对于独创性的意见，十分重视。我们同班的一位同学，对某首唐诗有自己看法，并把这看法告诉了一多先生，一多先生有一次和他一道坐茶馆谈论这首诗。到了上唐诗课的时候，他点名叫这位同学，说，你上来讲!全部同学都为之惊喜。从这里可以看出一多先生对学术研究的严肃认真，择优而从，虚怀若谷的态度。

一多先生，几十年埋头钻研古典文艺，但从不向人夸示，他对我说：“有些人未就先说，或说了不能做，我是做了再说，或者做了不说”。这种精神，令人钦佩。

一多先生虽然自己不写诗了，但对于别人的诗还是喜欢读的。梦家的诗，也是原稿最先的读者和鉴赏人，我有时去找一多先生，他很高兴地(从脸上就可以看出在那个时间，学者一多先生，让给诗人一多先生了。）在拉抽屉，一面说：“梦家写了篇诗，很好”。以后，他便抽出了他的“红锡包”，让我也吸上一支，以后，便读着，谈着，屋子里一片诗的空气在荡漾了。

我的《洋车夫》和《失眠》，给他拿去发表了，这是我正式发表诗的一个开头。以后，我的《老哥哥》(一多先生给我讲过罗斯蒂的Sister hellen，我就仿照了那个形式写了《老哥哥》)、《神女》、《贩鱼郎》、《象粒砂》……都经他看过。我怀着一篇新作走向他那座红楼去的时候，怯懦．希望，轻微跳着的一颗心．那情景是多么美好呵。

一多先生时常向我提出“诗无达话”这句老话来。一篇诗，不拘死在一个意义上，叫每个读者凭着自己的才智去领悟出一个境界来。领悟的可能性越大，这诗的价值也就越高。一篇顶好的诗，仿佛是一个最大的“函数”。一多先生有一次拿了梦家的一篇诗——《萤火》，来做例子，他说：“深夜里，这点萤火，一闪一闪的，你说这是萤火吗？但它也可以是一盏小灯，一点爱情，一个希望……”。

一多先生对于诗的看法，是和他那个时期的生活调谐着的。思想、感情，没有执着在一个固定点上，对于诗，也就没法要求明确和坚定不移了。

虽然，海滨两年，一多先生没有诗，但一多先生的精神却是一个大海，在极端严肃而静穆的状态下，他无声的容受着，润育着，酝酿着。

一多先生，这个大海，他在等待着一个大时代的风暴的到来呵！

一九四七年于上海

(臧克家同志是著名诗人，抗战前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现为《诗刊》主编。该文是他1980年出版的《怀人集》中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