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舍予先生又名舒庆春，笔名老舍，满族人。1935年秋，任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我当别是中文系学生。记得他那时教的课程有《小说作法》、《外国文学史》和《欧洲历史》。《小说作法》是用大纲式的教学，这就是他口述大家记笔记。至于《外国文学史》和《欧洲历史》，则用大学课本。不管那门课程，他都讲得非常认真，而且生动。如果发现学生在课堂上有疲劳现象，他就结合课文中某一个人物，某一件事情，说几句幽默的话，引起哄堂大笑，然后再讲下去。

他讲授《小说作法》时，每讲一个段落，就要学生作一次练习，借此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了解学生的理解程度，并进而听取学生的意见，以改进教学方法。他批改作业非常仔细认真，甚至对用错的标点符号也改正过来。对句子结构、段落层次等不妥之处，则加上眉批，再由学生自己改正。他并从中选出几篇较好的作业，在学生中传阅后组织讨论。

他主张作品的人物要有生气，使人物的思想感情能够感染人，能引起读者内心的共鸣。不能像流水帐那样写上几条，空洞无物。句子要凝炼；不要拖泥带水，不知所云。

老舍在山大工作期间，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学生上。我们经常到他家去向他请教，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接待我们。谈到国内外作家的情况，作品的内容，他便深入浅出地谈他自己的看法。他非常谦逊，决不自吹自擂。他说：“我自己写的东西也不满意，也得向别人请教。”记得他对自己的作品《二马》就不太满意。他说，《二马》是反映英国社会习惯和待人接物等方面的作品，对没有去过伦敦的人，有一点参考价值，但《二马》比较粗糙。

舒先生博学多才，他不仅搞创作，而且对古典文学的造诣很深。遗憾的是，我保留他写的几首旧体诗，几经变乱荡然无存。舒先生有“太白遗风”。记得有一次中文系师生举行聚餐晚会，许多人都想把先生酒醉，采用了车轮战术，由小杯到大杯，结果向他敬酒的人大都醉了，舒先生则清醒得很。酒后余兴，他还表演了一段形意拳，唱了一段崐曲《林冲夜奔》。

青岛是旅游胜地，人来人往较多，小商小贩和人力车很多，因此，学校附近经常可以见到这些下层人民。我多次遇见舒先生在课后回家的路上，同这些下层的人们打招呼，拉家常，一点教授架子也没有。有时他们边谈边走，像老朋友那样，十分融洽。当时我们对此还不理解，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却喜欢和这些人为伍，不是有失身份吗？有的人便问他：“舒先生，这些都是你的朋友吗?”先生笑答：“是朋友，也是老师。这些人每天在饥饿线上挣扎，他们都有自己悲惨遭遇和性格。通过同他们的接触，使我对人生有进一步的了解。”舒先生正是通过对社会下层人民的接触，使他对他们的不幸产生无限的同情，并对旧社会的弊端有深切的理解。我们从他的《月牙儿》、《茶馆》、《骆驼样子》等作品中，找到了这些人的影子。

舒先生求知欲很强。有一次赵少侯先生上法文课，我们发觉他也在旁听。后来，他向别人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我要扎扎实实跟赵先生学法文，以便得到更多的知识。”他这种好学的精神，使我们对他更加尊敬。

当时山大学生办了两种刊物，一名《励学》，学术性刊物，文理兼顾，一名《刁斗》，新文艺性质，内容为文学评论、创作和翻译。为了充实刊物内容，并请赵少侯、舒舍予、梁实秋等先生写文章。舒先生曾为《刁斗》写了几篇文章。他十分爱护学生办的刊物，大力扶植它，浇灌它，使这朵文艺新花更加多姿。记得有一期，他曾亲自审阅、修改稿件，并作具体指导，帮助同学提高刊物质量。

今天，我国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而我们的舒先生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屈指已经十四个年头了，舒先生再也看不到光辉灿足的祖国了。但是，舒先生在文坛上的贡献，是永存的。

(作者原名张希周，现为青岛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