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同时也使中国人民真正从睡梦中惊醒,逐渐认识到中国要救亡图存,“不妨以强敌为师”,“取而鉴之”,“举而行之”,效法日本,实行变法。而要变法自强,关键在于兴学育才。康有为认为:“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同样,“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干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梁启超也认为日中国之大患,苦于人才之不足,而人才不足由学校不兴也”,主张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是兴学育才。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支持下,发动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颁布了一系列维新法令,推行新政。在文化教育方面,光绪皇帝发布了书院改学堂的上喻。上喻下达后,全国不少省份都积极行动起来,纷纷遵旨改书院为学堂,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书院改学堂的高潮。山东省第一个官办大学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的。 光绪皇帝有关书院改学堂的上谕发布时,山东巡抚袁世凯正在家里休假,看到皇帝的谕诣后,回济南组织有关人员起草了试办山东大学堂的奏折及暂行章程,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奏光绪皇帝,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奏请先在省城设立大学堂,分斋督课,其中专斋相当于专门和大学,正斋相当于中学,备斋相当于小学。尤为重要的是,他还拟订了《山东大学堂章程》,分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及学堂经费4章,共计96节,对于如何创办省城大学堂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光绪皇帝于十月初六日石 朱批:“知道了政务处暨各该衙门知道单併发”奏陈得到清廷的照准,于是山东首先办起了一个官立山东大学堂,十月正式开学。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在各省最早兴办的官立大学堂。
山东大学堂创始于清末光绪年间,因而它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不少封建的东西。如当时的师生不仅长袍马卦,还在脑后拖一条辫子。校长称管理总办,1904年又改名为监督,直到民国元年才称校长,教员称教习。当时还不能男女同校。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开设的第一门课就是经学。还是尊孔读经。在礼节上打躬作辑,如遇祭孔等大典则行跪拜礼。这些糟粕的存在并不奇怪,几千年的封建意识,想要在短时期消灭它的影响,那是不现实的。但是,山东大学堂同私塾和科举制度比较起来,已经有了质的区别,而且那些封建的东西,也在逐渐被淘汰着。首先,它已经具备了近代正规高等学校的体制和规模,学堂有校长等管理人员八十人,各种教师一百一十多人,还有美、英、德、日籍教师八人。其次,那时虽然还不象现在这样划分专业,但也分了本科和预科,学制定为三年,并有严格的考试制度,不及格的不能毕业。第三,除了经学外,开设了二十多门课程,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国语。这些课程有:文学、历史、地理、法制、理财、兵学、格致、心理学、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地质矿物、英文、德文、法文、日文、图画、音乐、体操等等。上述课程虽然大多数是基础课,但在清末已经是较为先进的,比起科举时代的八股文,确是别开生面,具有时代气息了。
山东大学堂的创设,尽管它还带有时代的烙印,却是近代山东高等学校的开端,是山东省内第一所官办的高等学府,也就是今天山东大学的前身。它不但培养了一批人才,提高了山东的科学文化水平;而且也提供了办学经验,促进了山东教育的发展。山东大学堂建校的十四年中,共培养了770多名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并选送了59名留学生,其中到欧美留学的11人,到日本留学的48人。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中,由山东大学堂选送去日本留学的徐镜心、张伯言等人,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被孙中山先生委为山东同盟会的负责人。武昌起义后,徐、张回国联合山东大学堂师生和各界人士,派代表与清廷山东巡抚孙宝琦谈判,迫使其宣布山东独立,为推翻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做出了贡献。